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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满满!关于经济、股市、金融 周小川、肖钢、朱民今天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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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是要载入史册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如何在管控疫情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其对经济的伤害,防止疫情的短期冲击造成经济的长期低迷,成为全世界的难题。

看看周小川、肖钢、朱民等怎么说。

5月16日,以“金融战疫,共克时艰”为主题的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特别策划在线上盛大开幕,全球政、商、学界精英云端相聚,共同探讨疫情之下的经济影响及复苏策略。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等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他们对“新冠疫情对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影响”的真知灼见。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货币政策要注意节约弹药

周小川表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经出台了相当多的有关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的政策来应对疫情。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出拳及时并且很有力度,当中有一部分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也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代行救助的功能,应该说总体效果是不错的。

周小川认为,社会上对金融体系的期望值也是比较高的,提出了希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中小企业化个体救助能够更加精准,更加有针对性,同时也要注意节约弹药,防止后续产生的副作用。

在周小川看来,新冠疫情和以往的危机是有不同的,以往出现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导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引发金融机构出问题、金融市场出问题。而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产生影响,这现象在其他有些国家可能更加明显。

他表示,应该说,我们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是针对常规经济运行情况的,也考虑针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但对新冠疫情这种特殊的情况,实际上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和研究方面的准备,因而传导机制还不够有效,执行机制还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多方面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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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更多的对接财政政策。周小川认为,财政政策在这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也是不够充分有效和顺畅的,过去主要依靠的办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在这个过程中也往往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而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说和基层还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可以尽可能的利用并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于克服疫情。

他进一步表示,当然了,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有效,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把资金都完全用在刀刃上,这种过高的期望值是不现实的。另外,我们也不可能逆市场化改革来推进有关政策。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疫情的过程之中,是否会产生一些金融资产质量以及金融市场效率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会不会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这也是需要加以研究的。

周小川表示,总的来说,我们是需要更加能够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能够更加接触到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落实和执行的这种机制,包括刚才提到的需要更好的对接财政政策,毕竟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总需求、供应链等等问题以外,它还包含了有较多需要救助的这种功能。

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如何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后,对全球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报告,这个报告预计这场疫情冲击将会导致今年全球经济萎缩3%。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的GDP跌幅预计都会达到5%到10%,可以说成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个经济衰退。各个国家应该说在短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救助,纾困,和复兴经济的政策措施。

在肖钢看来,应对这场疫情,中国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我们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劳动力的数量来看,中国8亿多的劳动力数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之和。尽管我们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在未来的若干年,我国青壮年的人数,是远远多于其他国家的总和的,而且未来90后的青壮年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当中会发挥越来越中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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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增加值方面,我国现在达到了4万亿美元,等于美国、德国和日本三国之和。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将要迈向制造业强国,我们的工业产品门类齐全,覆盖了所有的行业,应该说是一个具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当中还有多项产品是世界第一,生产的产量是世界第一。

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我国的股市、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这三个市场的规模都居于全球的第二位。我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7%,领先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现在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210万亿,国有的金融体系资产总额也达到264万亿。

肖钢进一步补充道,“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韧性,就是我们的内部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东中西部不平衡的状况还是比较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本身就是具有一个收敛的效应,这个对经济发展增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韧性,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它本身是个优势。”

清华大学朱民:中国股市表现优于全球其他股市

今年1月底全球股市出现一次小的下滑后,又在2月、3月接连出现下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全球股市下跌是市场对疫情的反应。

朱民表示,在这个节点上,各国的央行开始大规模的出台流动性支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不但是流动性而且直接的购买国家债券、购买资产切入金融体系发放贷款进入银行中介业务,给市场很大的提振。所以,市场在流动性稳住后开始反弹。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股市估值也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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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民看来,中国的股市相对好一点,中国的股市表现优于世界上所有的股市。

一方面,我们进入疫情比较早,央行2月份就开始提供流动性,充裕的流动性市场稳住了企业。另一方面,中国大规模的财政支持和货币政策支持,企业开始复工。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2%,表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开始反弹,今年经济增长有望朝3%的目标前进。这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成绩。

中国的经济明年会继续强烈反弹,经济增长强劲,特别是高科技的投资在科技、医疗等等企业的带动下,外资进入中国。所以,中国股市相对表现要优于世界其它的股市。但是,中国股市是世界股市的一部分,当世界股市面临继续波动和调整的时候,中国股市也会有波动和调整。

陆磊点题今年重点为金融治理,提中国财政职能金融化而非财政赤字货币化

“金融治理体系建设不是目标,而是新时代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保障条件。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是样板,并不能让金融体系收益最大化,但却可以使我们在目前的信息和知识结构下实现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交易成本最小化。”5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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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认为,2019年是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治理的重要窗口期。“把主题聚焦到金融治理是因为,当我们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涉及金融领域的微观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后,金融体系韧性得以明显上升,那么,治理将成为应对各种系统性考验的最后一块拼图。可以说,当且仅当我们建立并完善现代化金融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才可能发挥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功能。”

陆磊同时表示,加快构建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

一是应完善市场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市场化的核心就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和机构市场化改革,包括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

二是需完善法治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金融业快速发展时期,金融创新活跃,打破了金融与实体,线上与线下,境内与境外,银行、证券与保险等传统边界,提高了金融配置效率,但是也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了金融监管套利、监管空白、跨市场套利、脱实向虚和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陆磊直言道。

三是完善国际化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我们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大力推进‘放管服’,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些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持续降低实体经济交易成本,以对冲已经出现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所提高的全球经济交易成本,在维护中国实体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同时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积极力量。”陆磊分析道。

对于今年的经济形势,陆磊认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着2020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金融领域深刻调整的考验。其指出,以2020年为分界,新冠疫情对我国形成了短期急剧的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和中期的全球性需求冲击。从金融看,由于金融是快变量,金融市场反应是第一波,明显快于实体经济。同时各国政府通过总量和结构性政策管理短期冲击,金融市场经过了前一阶段令人震惊的调整以后逐步反弹。其中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市场指标永远受实体经济表现和流动性的双重共同塑造。

其表示,我们越来越相信:金融市场是经济和政策的双重晴雨表。从实体来,未来世界经济和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来自需求,这是因为,疫情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偏好——比如,奢侈品与必需品、实物商品与服务之间,正在改变着生产方式和要素组合——比如说在自建与采购。我们可以初步判断,需求结构和供应链调整都将反应为不同程度的有效需求不足。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观察到国际组织普遍认为全球面临自大箫条以来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冲击在今年。

对此,陆磊建议外界应认识到,第一,金融治理体系建设不是目标,而是新时代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保障条件。第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不是样板,并不能让金融体系收益最大化,但却可以使我们在目前的信息和知识结构下实现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陆磊表示,面对新挑战需要新思路。

首先,货币发行的规则条件和纪律约束是否需要新共识。货币是总闸门,系统性风险是总关口。把住总关口,必须有力有效调节总阀门。

第二,金融监管如何实现投资者保护、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之间的平衡。其指出,从制定“资管新规”起,这一命题一直是对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吃过不少亏。吃亏的原因还是在于市场化、法治化深度不足。金融市场化必须坚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持牌经营;金融法治化,必须坚持契约精神。在2019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市场化法治化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进一步优化组合。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创新性政策设计,财政职能的金融化,而非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其好处在于金融部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了具备正向激励的资源配置,同时货币发行的纪律性得到了保障。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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